什么配资软件好 延安“新哲学会”之历史机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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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用大众话语阐释哲学本质，让哲学回归生活，是一本“把哲学还给民众”的通俗读物。

中华文明的核心与本源就是中国哲学。但是到了近代，尤其是五四时期以后，中国哲学却日渐式微。上世纪30年代，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正在“趋于消灭的途程”，不能不承认它“无论在哪一方面，都比不上西洋文化”。这种认知在当时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内“言必称希腊”的思维定式。为此，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，要求做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”的继承者。毛泽东不仅提出这一重要命题，而且还直接参与到有关“中国哲学”的研究和讨论中。这促使延安学者能够“在自己土壤上”，“使用新的方法，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”，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。

延安新哲学会成立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

1938年夏秋，在毛泽东倡议下，延安新哲学会成立。其目的在于“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”，“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”。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。新哲学会的成立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。一方面，在抗战大背景下，蒋介石“力行”哲学、阎锡山“中”的哲学和陈立夫“唯生”哲学一度大行其道，他们均以中国“固有哲学”名义，抵制和攻击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。另一方面，在共产党内，长期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不仅未获根治，而且还在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有卷土重来之势。这都迫使党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本土文化的结合，使其研究成果不仅要“成为最好的实践的指导理论”，而且还要“成为中国一切优秀民族传统的发展和继承”。

这反映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战时具体方针的研判，而希望从战略和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规划民族未来。他还试图通过大量阅读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、列宁《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，以积累哲学知识。毛泽东甚至在一些书籍，如西洛可夫、爱森堡等合著的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》和米丁等著的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》上作1万4千多字的批注，足见其用力之深。也正是在此基础上，他于1937年7月撰写《辩证法唯物论（讲授提纲）》，到抗日军政大学去讲授。毛泽东在讲课中不仅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和革命实际，而且还从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山海经》等古典作品中引述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，以阐发深刻的哲学道理。

在“如琢如磨”之外，毛泽东还主张“如切如磋”，集思广益、取长补短。从五四时期的新民学会，到延安时期的新哲学会，毛泽东均遵循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这一治学之道。在由艾思奇、何思敬等18人发起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中，毛泽东和大家共同讨论各类哲学问题。其中与毛泽东交流互动最为频繁的是艾思奇。

艾思奇曾因1936年出版《大众哲学》而闻名于世，但他对中国哲学问题也持有浓厚兴趣。早在1934年他即发文专论“中庸观念”，认为“中庸主义就是将质量现象神圣化了以后的一种观念论”。不过毛泽东更看重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。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：“你的《哲学与生活》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，我读了得益很多”。1938年4月艾思奇在《哲学的现状和任务》一文中，明确提出“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”的口号，更是成为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发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的重要思想资源。

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，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”

与此同时，一些延安学者还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“马克思主义”的元素，并认定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中也含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某些痕迹。显然，这与当时毛泽东的认识存在差别。因为他在1938年初还一度认为，“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，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，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”。但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研究的价值。他于1939年1月在给何干之信中就明确表示：“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”，“我的工具不够，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，即研究哲学，经济学，列宁主义，而以哲学为主”。

这表明毛泽东和延安学者已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思考问题。其实早在1938年初，由毛泽东题词的《自由中国》上就有人撰文提出：“我们是历史论者，我们认为新道德的产生是不会和旧道德的发展没有关系的”，“也不是认为旧思想没有任何传统遗留给新思想”。这与后来毛泽东提交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的表述相似。毛泽东在报告中说：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，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我们应当给以总结，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”前者使用“历史论者”，后者使用“历史主义者”，核心观念都是强调历史作为价值判断的独特作用。

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，毛泽东与新哲学会艾思奇等人，更是得以聚集在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主题下，深入研讨中国哲学问题。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启发引导下，在与毛泽东的交流互动中，延安学者针对中国哲学问题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。对此，艾思奇曾有高度评价：抗战以来，中国学者“对于中国的固有的哲学的研究”，“对于中国自己的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的发扬”，“这一方面也有它的相当的成绩”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阅读延伸

新哲学会缘起

1938年，毛泽东倡议发起新哲学会，指定艾思奇、何思敬担任正、副会长，主持学会工作，郭化若担任秘书长，负责具体事务。1938年8月，新哲学会成立。9月，艾思奇起草的《新哲学会缘起》正式发表，对外宣示了发起人的共识。文章指出：“在哲学上、在理论上，我们更缺少较专门化的东西，这是抗战以来我们的理论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陷。”全国理论工作者应“为抗战建国的任务，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，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”，兼容并蓄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精华，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，营造开放、包容的理论环境，组成文化界统一战线。文章强调，“不能仅仅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思想”，为此，“需要集合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来做共同的研讨”。该文先后被重庆《战时文化》月刊（1939年第2卷第1期）、《译报周刊》（1939年第1卷第16期）转载什么配资软件好，扩大了新哲学会在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影响。 （纪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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